唐修《晋书》采用《世说》入史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公案，其褒贬毁誉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本文从接受史角度入手，在取舍与剪裁、统整与编排、订补与训释、赞润与篡改等四个方面，详细梳理《晋书》对《世说》的采撰实况，认为唐代史臣基本上是把《世说》作为一般史料来看待和处理的，其采撰行为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恰好说明《世说》在唐代业已成为一部知识分子喜闻乐见的通俗经典。

《世说新语》（下称《世说》）在隋唐时期的接受情况，要比南朝明朗得多。

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目录学著作的著录；（二）《大唐新语》的模拟；（三）文人诗文的征引；（四）史家刘知几的评论；（五）官修《晋书》的大量采撰。这一时期，传统的小说文体概念已经形成，但总的来说，唐代对《世说》的接受仍在史学的笼罩之下。所以，在对其传播接受的历史进行深入考察后，我们将唐代归入《世说》接受的“史学期”。[1]关于这一点，更具典型性的例子是唐太宗御敕修撰的《晋书》。《晋书》对《世说》的大量采撰，以及后人对《晋书》得失的褒贬，无形中为我们确立了一个借以观照唐人接受《世说》情形的生动坐标：一方面，采撰本身揭示了史臣们对《世说》历史价值的确认，另一方面，采撰行为遭致的讥评又暴露了在史学目光的逼视下，《世说》那藏掖不住的文学性和小说品质。

一、《晋书》的修撰及其当代评价

唐修《晋书》采用《世说》入史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公案，其褒贬毁誉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晋书》之编撰，盖因前后十八家《晋史》未能尽善，故御敕史官更加纂撰，以成新书。从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颁布修史诏令起，至贞观二十二年（648）书成奏上，《晋书》的修撰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可谓“速成”。其成书后，“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2]。这除了说明唐修《晋书》的确是一部后出转精的集大成史著外，至少还暗示了一点——它的让人耳目一新的可读性。这可读性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当与编撰者身份才具有关。刘知几《史通·论赞篇》云：“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话虽含贬意，但其主要编撰者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上官仪等人皆为当时著名文士，娴于辞赋文章，其修史风格比一般史臣更注重文学性，却是不争的事实。“远弃史、班，近宗徐、庾”，也许是刘知几的一面之词，但“加粉黛”、“服绮纨”的活儿，令狐德棻们恐怕也没少做。

其次，《晋书》的取材十分宏富，前代的各种晋史几乎网罗殆尽。赵翼说：“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约略言之，盖有华峤《魏、晋》纪传、干宝《晋纪》、谢沈《晋书》、傅畅《晋诸公赞》、荀绰《晋后书》、束皙《晋书》、孙盛《晋阳秋》、王隐《晋书》、虞预《晋书》等，宋以后则有徐广《晋纪》、沈约《晋史》、谢灵运《晋书》、王韶之、荀伯子《晋史》、张缅《晋钞》、臧荣绪《晋书》、刘彤注《晋纪》、萧子云《晋书》等。另据《唐书·艺文志》所载晋朝史书，尚有陆机《晋帝纪》、刘协注《晋纪》、刘谦《晋纪》、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檀道鸾《晋春秋》、萧景畅《晋史草》、郭季产《晋续纪》、《晋录》之类，将近三十种。诚如赵翼所言，这些书“当唐初修史时尚俱在，必皆兼综互订，不专据荣绪一书也”。[3]这些书虽有“正典”的身份，但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撰述风格十分多样，它们所提供的千姿百态的历史图景，自然会使唐修《晋书》锦上添花，后来居上。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晋书》对魏晋时期小说、杂传的大量采用。这在当代就引起极大的争议。刘知几在《史通·采撰篇》中指出：“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刘知几作为一代史家，不可谓无识，但过于强烈的本位意识却使他对《世说》之类的“小说家言”抱有一种不可理喻的偏见。[4]在《史通·杂说篇》里，他又对《世说》特加诋诟：“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之类。”又说：“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劣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如此评价，几近于谩骂。因为不齿于“短部小书”，就将与之“有染”的《晋书》也一并骂倒，我们自然不能指望从中获得什么真知灼见；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刘知几的“酷评”在旗帜鲜明地检讨了正史修撰的方法论问题（确切说就是正史能否采小说、偏记入书）的同时，还第一个揭橥了唐修《晋书》与《世说》的亲密关系。我们认为，唐修《晋书》之所以成为一部还算好看的史书，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这种“亲密关系”。而这种显然被夸大了的关系，其实是大有深意在焉的。

二、唐修《晋书》采录《世说》之因与果

然则，唐修《晋书》缘何会对《世说》情有独钟？目前，学者一般认为原因有三：首先，是《晋书》编撰者多为当代文人学士，注重文、史并茂，雅信兼得，而《世说》所记，文笔可观，故成为取材的上佳之选。其次，唐修《晋书》以臧荣绪《晋书》为蓝本，而后者就曾选取了不少《世说》中的记载，转相引据，自然而然。[5]第三，《世说》本身的特点（如动人的故事，优美的文辞，丰富的史料等）也使它有资格成为编修《晋书》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6]这样的分析基本上是可靠的。此外，在唐时刘孝标的《世说》注本最为盛行，刘注的详赡进一步增强了《世说》的史料价值，这恐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尽管有以上这些足够充分的理由，在小说附庸于史传的时代，《晋书》编者对《世说》的青睐还是难辞其咎。对《晋书》的批评自刘知几开始，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五代时所修的《旧唐书·房玄龄传》就说：唐修《晋书》，“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显然受了刘知几的影响。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亦云：“刘知几《史通》：‘《晋史》所采多小书，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是也。曹（嘉之）、干（宝）两《纪》，孙（盛）、檀（道鸾）二《阳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又云：‘唐修《晋书》，作者皆词人，远弃史、班，近亲徐、庾。’晁子止亦谓：《晋史》丛冗最甚。”也是陈陈相因。直到清代，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正统言论仍对《晋书》持否定态度：“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其所载者，大抵宏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正史之中，惟此书及宋史，后人纷纷改撰，其亦有由矣。特以十八家之书并亡，考晋事者，舍此无由，故历代存之不废矣。”这段话几乎成为对《晋书》的盖棺论定。

不过，偏见之流行，并不等于思想者真的都给自己放假休息。早在宋代，刘知几史学思想的权威性，就受到另一位史学大家的挑战。司马光在《与范内翰论修书帖》中非常辨证地指出：“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小说未必皆无凭。”与理论家的刘知几不同，司马光是个成功的实践家。在《资治通鉴》所参考依据的各种典籍中，小说、杂记就占有相当的比重。他的这句话当是实践经验的总结，而非不切实际的空论。南宋人叶适在全面论述《晋书》的得失后，也承认，其所“得”占七、八成，其所“失”则不过二、三成。[7]赵翼也说：“论《晋书》者，谓当时修史诸人皆文咏之士，好采诡辩碎事，以广异闻，又史论竞为艳体，此其所短也。然当时史官，如令狐德棻等，皆老于文学，其纪传叙事，皆爽洁老劲，迥非《晋》、《宋》二《书》可比，而诸僭伪载记，尤简而不漏，详而不芜，视《十六国春秋》不可同日语也。”[8]这评价就渐渐趋于持平和公允。到了近代，在新思潮、新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历史书写的认识更为客观和科学，《晋书》的命运随之大为改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例如《晋书》，自刘知几以下，共讥其杂采小说，体例不纯。吾侪视之，则何伤者？使各史而皆如陈寿之《三国志》，字字精严，笔笔锤炼，则苟无裴松之之注，吾侪将失去许多史料矣。”[9]这既是为《晋书》鸣不平，又何尝不是为《世说》等“稗官小说”讨尊严？这里，我们看到，褒贬毁誉，都习惯性的将《晋书》与《世说》并论，几乎给人一种“成也《世说》，败也《世说》”的感叹了！

至于今天，更多的学者则认为“现在晋史算是一部好的正史”，[10]“虽不及史汉三国诸书，然以视唐宋以下诸史，尤当较胜一筹，其搜讨之博，包罗之富，诚汉以后一伟大著作也”。[11]唐修《晋书》采录《世说》，不仅“绝非修史之弊，相反，却是人们对以往史书选材狭窄这一弊病的克服。”[12]它体现了史臣们博采众长的宽容的文化胸襟，在客观上还增强了史书的生动性。这一文化史上毁誉参半、聚讼纷纭的接受现象，的确值得深入研究。

三、《晋书》对《世说》的取舍、采撰和篡改

关于《晋书》采录《世说》之概况，今人高淑清、张亚军都曾做过统计，其中高氏的统计结果如下：“《晋书》共设十四个类传，其中十个类传采用了《世说新语》的条目。合而计之，列传共采入130人，307条。采用《世说新语》的人数约占《晋书》列传所立人物的17%。而且不只是一个人采用1条，有的传，一个人多至10余条。如《王戎传》采用12条，《顾恺之传》采用11条等。除列传外《晋书》的帝纪部分又采入3人，5条。列传与帝纪共采入133人，312条。而今本《世说新语》所收共1130条本文，唐修《晋书》引用的312条约占《世说新语》条目的28%。”[13]这一统计数据大体是可信的。数据表明，《晋书》采撰《世说》的程度的确惊人，但若要借此了解《世说》在初唐时期的接受情况，还必须对以下四个方面详加考察。

（一）取舍与剪裁

从上举数据可以看出，唐修《晋书》尽管取资《世说》甚多，但绝非像《四库总目提要》所说，达到了“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乎全部收入”的程度。事实上，《世说》与《晋书》共同涉及之人物，其言行逸事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被《晋书》列传及载记割舍了，而像支遁、许询那样在《世说》中鼎鼎大名的人物，《晋书》竟然没有为其立传。[14]这说明，《晋书》对《世说》的记载并非照单全收，而是取舍有度。而其遴选取舍也遵循着一定的原则，借此可以一窥其总体的编撰倾向。

首先，是重视重大历史事件中人物的表现。如简文帝本是一位雅好清谈的风流皇帝，留下许多清谈及品题人物的名言佳对，如“登峰造极”、“会心处不必在远”、“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以简应对之繁”等，但《晋书·简文帝纪》一概剔除，而只将发生在简文身上的与国事大局有关的记载——如《政事》篇“初，荧惑入太微”条等——采之入书。其次，是特别偏爱能够表现人物性情风貌的记载（如《识鉴》《赏誉》《容止》等篇），而对与人物身份相去较远的逸事忽略不计，有时还为尊者、贤者讳。如《温峤传》只选取其临危受命、“建匡立之功”（《世说·言语》35）等轶事，而著名的“温公娶妇”以及“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品藻》）的记载，则付之阙如。又如《周顗传》为了表现周顗“处腴能约”、“高才雅道”、“抗言无挠，甘赴鼎而全操”（见传后“史臣曰”）的忠臣形象，就把他“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的所谓“千里一曲”（《任诞》）的粗放行为一笔勾销。至于像“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尤悔》）的尴尬事，当然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

第三，对于过分夸张或不甚可信的记载，加以适当剪裁。如《世说·德行》第14“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条及刘注，《晋书·王祥传》大部分予以采用，惟独不载后母夜半杀祥，“值祥私起，空斫得被”的恐怖情节。此外，剪裁的手段有时也服务于将小说叙事转变为历史叙事的目的。如《世说·尤悔》第7条：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而《晋书》将其系诸《宣帝纪》，在交代司马懿的一生行事后，于最后一段节引此条云：“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迹其猜忍，盖有符于狼顾也。”《世说》中本无关于司马懿的正面记载，《晋书》挪用《世说》此条则成了对司马懿的侧面描写，在对司马懿本传收束的同时，又通过其子孙之口对司马懿作了形象的历史评价，这样的编排的确颇具匠心。而且，由于历史时间（“明帝时”）和叙事方式（倒叙）的确定，这段在《世说》中以“点”的形式被接受的故事，就被置于一种时间的“线”性流程中，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至于温峤其人，因为与主旨无关，干脆被“腰斩”了。此外，针对传闻异辞，《晋书》又会采用拼接之法，如《方正》第36、38两条，都提到孔群指斥匡术“鹰化为鸠，尤憎其眼”，实际上属于一事而传闻异辞。《晋书》不悟《世说》传疑之意，乃合两事为一，穿凿附会而偏离史实。故余嘉锡说：“盖《晋书》好采小说，不欲有所取舍，故为此弥缝之术也。”[15]真是一语中的。

当然，《晋书》采录《世说》也存在不少错误。《世说·自新》“周处斩蛟”事，本属不经之谈，而《晋书·周处传》竟引之入书。不过，这样的错误在《晋书》中，毕竟还是极个别的现象。

（二）统整与编排由于《世说》分门隶事，同一人物的不同性质的言行被分散在不同的篇目里，因此，在进行史学还原时就必须以人物为中心重新归类。《晋书》正是将这些分散的材料统整起来才完成一篇篇列传的。对于那些确定要用的材料，则必须加以分析、研究，弄清其发生的时序，然后统整、糅合，使分散的零件熔铸为一个前后相续、因果相仍的一个序列或整体。如《晋书·周顗传》：

顗性宽裕而友爱过人，弟嵩尝因酒瞋目谓顗说：“君才不及弟，何乃横得重名！”以所燃蜡烛投之。顗神色无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世说·雅量》21）王导甚重之，尝枕顗膝而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足容卿辈数百人。”（《排调》18）导亦不以为忤。又于导坐傲然啸咏，导云：“卿欲希嵇、阮邪？”顗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言语》40）

这里连用三则《世说》条目而不觉生硬，就是用了“顗性宽裕而友爱过人”、“王导甚重之”等语句巧妙粘连的结果。统整一般采取“总－分－总”的叙述结构，或总而后分，或分而后总，分述时以“尝”“曾”“又”等词勾连，总结时则多采用“性……而……”或“其……如此”句式，如“其矫情镇物如此”（《谢安传》）、“其轻易权贵如此”（《陆玩传》）等等，使《世说》打乱时序和因果联系的“丛残小语”重新回到史传叙事的时间流程之中。

《晋书》的编者们还注意到《世说》叙事宾主穿插、前后互见的特点，在修史时有意识的加以甄别、排比，将关于两个人物的同一记载，编排在最合适的传记中。如《雅量》篇所载“东床坦腹”的故事，正面描写郗鉴，侧面描写王羲之，但其“主人公”却是王羲之，故史臣将其放在《王羲之传》里。《识鉴》篇载褚裒于众人中识别孟嘉的故事，本是激赏褚裒之“默识”，《晋书》将之归入《孟嘉传》，以烘托孟嘉的才超众流。似此巧妙安排均可见编者之匠心。

（三）订补与训释

《世说》记载逸闻琐语，每每忽略背景，断章取义，《晋书》则稍加考辨，取其详审。如《赏誉》第54条：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之峰距。”

此条当转引自《郭子》，末有“并一见我而服也”。乍一看，读者会以为这句话是王导对刁、戴、卞三人的赞美，其实不然。刘孝标注引比《郭子》更早的《语林》，就将事情真相表露无疑：

孔坦为侍中，密启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王导妻）。丞相闻之曰：“王茂弘驽痾耳！若卞望之之岩岩，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距，当敢尔不？”

原来，这话本是王导的愤激之词，同时也暗含了对那三人的不满，联系三人与王氏家族的关系，这样的记载还是符合史实的。《晋书》将此事置诸《卞壼传》，并采用了《语林》的说法，且加了一句铺垫：“时王导以勳德辅政，成帝每幸其宅，尝拜导妇曹氏。侍中孔坦密表不宜拜。导闻之曰：……”这样就把这句话的背景交代清楚了。另如《文学》篇“三语掾”的故事，《世说》记载是阮宣子（修）与王夷甫（衍）问答之词，而《晋书·阮瞻传》则以此事属之阮瞻与王戎。查《御览》二百九《太尉掾》门及三百九《言语》门引《卫玠别传》所载此事，均作阮千里（即阮瞻），程炎震以为“则是瞻，非修也”。[16]可见，史臣们为了考信求实，的确是下了大功夫的。

除了订补，还有训释。《世说·赏誉》：“桓茂伦云：‘褚季野皮里阳秋。’谓其裁中也。”后一句解释有人怀疑是“读者评语搀入正文”。[17]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今本《世说》几经宋人删削，不复其旧，而“唐写本残卷”所见数条，绝无此类看似作者“旁白”或“解释”的语句。“裁中”云云似不合《世说》撰例。但无论如何，至少表明，“皮里阳秋”一语，在《世说》的编撰或流传过程中，属于存在“理解障碍”的词语，需要加以疏通解释。《晋书·褚裒传》则作：

裒少有简贵之风，……谯国桓彝见而目之曰：“季野有皮里阳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

这里的“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正是对“皮里阳秋”一语的解释。[18]此外，《世说》有些文句因为出自口语，断句颇难。如《方正》“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条，当王坦之告诉其父王述（蓝田）桓温要为子求婚之后，“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此句句读，直到明代尚众说纷纭，[19]实则这一问题《晋书》早已解决。《王述传》作：“汝竟痴耶？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非常准确的传达了本文的意思，也更为符合王蓝田狷急抗直的性格。这些对《世说》本文的训释，或出于会心，或凭借考证，使文本背后的意思和语境更为清晰了。

（四）赞润与篡改

唐修《晋书》对《世说》的采用，事实上也属于“二度创作”，很多地方都做了细小的改动。或改动文字，添枝加叶。如《识鉴》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晋书·张翰传》则改作“菰菜、蓴羹、鲈鱼脍”，似乎更符合生活常识。[20]

或改动人事，反正为误。如《世说·德行》载：“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濬冲必不免灭性之讥。’”《晋书·王戎传》竟改裴令（即裴楷）为其女婿裴頠；《识鉴》“王恭随父（王蕴）在会稽，王大（忱）自都来拜墓，恭暂往墓下看之”条，《晋书》以王大为王悦，张冠李戴，导致错误。当然，也有看似对《世说》所记人事有改动，而实际上是《晋书》别有所本的情况，如《文学》篇记：“殷仲文天才宏赡，而读书不甚广，博亮（疑当为傅亮）叹曰：‘若使殷仲文读书半袁豹，才不减班固。’”《晋书·殷仲文传》作谢灵运语，且解释说“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而据《文选集注》六十二江文通拟殷东阳《兴瞩诗》注，此条记载乃引自沈约《俗说》。这样的改动究竟是对是错，我们就难以判断了。

或一事两系，节外生枝。如“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条，写温峤既诣王丞相，丞相亦厚相酬纳，既出，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言语》）《晋书·温峤传》节引此条用之，而《王导传》又以此事属桓彝。再如《世说·赏誉》第15条：

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此条记载分别被《晋书·和峤传》和《庾敳传》收录，一为庾敳题目和峤，一为庾敳赏誉温峤。姚范《援鹑堂笔记》三十三对此事详加考证后说：“《晋书·敳传》作温峤，自不误。其《和峤传》乃又采《世说》妄入之，斯为误耳。”余嘉锡氏按语亦云：“今本《晋书》杂采诸家，失于契勘耳。”[21]凡此种种，都说明由于《晋书》乃属集体撰修，作者学识层次不同，材料来源纷繁，其个中情节十分复杂，所以所谓《晋书》对《世说》的接受只是一个宽泛的说法。

但这些细枝末节比起那种带有重大政治原因、不得已而为之的改修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由于《晋书》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直接授意下撰修的，事实上带有“政治任务”的色彩，唐太宗甚至还亲自为一些纪、传撰写评论，在《晋书》中往往以“制曰”出之，故唐修《晋书》又有“御撰”一说。[22]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史，史臣们对历史人物的记载和评价，不可能不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影响。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唐修《晋书》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圣意强烈笼罩下改修的。比如《晋书·王羲之传》说：“（羲之）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这一记载，是将《世说新语·汰侈篇》收录的“王右军少时，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啖之。于此改观。”改修入《晋书》的。“《世说》编者本意是对少年王羲之行动的胆大、无礼的性格稍稍加以批评，因此才把它收在带有贬意的《汰侈篇》中；而《晋书》编者却有意识地把逸事改成称扬王羲之，这不仅是单纯的字句表现上的改修，而是关系到人品的重大修正。”[23]因为李世民对王羲之特别偏爱，认为其书法“尽善尽美”，古今独步；一代“书圣”就此产生。《世说·容止》“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条，本是对王之风度的品藻之语，而在《晋书》里，则变成“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这些“改修”，当是王羲之书品地位因皇帝的推崇而空前提高的产物。

此外，《晋书》对《世说》的接受还表现在，《世说》的一些分类及品题用语如“容止”、“简傲”、“识鉴”、“雅量”、“自新”、“豪爽”等被《晋书》大量沿用，可见，这些词语在唐代已经成为全面展现魏晋风度的基本元素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晋书》的编撰者采用《世说》，基本上是把《世说》作为史料来看待和处理的，态度上与对其它史料并无不同。而且，《晋书》对《世说》的采用还很保守，同一事件如果同时见诸《世说》及其它文献，《晋书》未必独重《世说》。[24]诚如余嘉锡所言：“凡《世说》所载事，皆自有出处，《晋书》往往与之同出一源。后人读《晋书》，见其与《世说》同，遂谓采自《世说》，实不然也。”[25]从此一角度说，今天所统计的《晋书》采撰《世说》之数字实有夸大之嫌，某种程度上，《世说》并非源头性材料，而是扮演了一个“二传手”、“中转站”的角色。

那么，何以《世说》被《晋书》采用会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呢？窃以为大概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世说》在初唐时已流传甚广，为文化圈中人士所喜闻乐见，同时，《世说》的版本已经得到定型，且已作为一个整体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所以，对《世说》的任何一种文化加工（征引或采撰）极易被人敏感地发现和捕捉。这也是人们对《晋书》征引采撰的其它参考文献视而不见，惟独对《世说》过目不忘的首要原因。

其二，由于《世说》具有高度精致的语言艺术，塑造了一批极富个性的人物，它的绝大多数条目都自成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艺术品，一旦妄加改动割裂，势必会损伤其原本的艺术性和完整性，表达效果也要大打折扣。所以对它们的改造很难做到“不留痕迹”，通常的情况是，只能做些字句的变换，而不能、更是不忍做大的改动。这样做的代价是，极易被按图索骥地找到“出处”，从而授人以柄。《晋书》对《世说》的这种“不忍割爱”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世说》艺术价值的认同。

第三，《晋书》吸取《世说》的语言艺术及人物塑造之法后，使史传叙事的文学色彩和写实效果都大大加强，这是它对传统史书撰写方式的一大突破，也是“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的主要原因。刘师培在论及汉魏六朝的“写实文学”时指出：“《晋书》《南、北史》喜记琐事，后人讥其近于小说，殊不尽然，试观《世说新语》所记当时之言语行动，方言与谐语并出，俱以传真为主，毫无文饰。《晋书》、《南、北史》多采自《世说》，俱非如后世史官之以意为之。至其词令之隽妙，乃自两晋清谈流为风气者也。”“唐以后之史书用虚写者甚多，非独不及《史记》《汉书》，且远逊于《晋书》《南、北史》。唐人所作之小说未尝不多，而《唐书》所以不及《晋书》、《南、北史》之采用《世说新语》者，则由文胜于质，不善写实而已。……今之谓中国文学不善写实者，责之唐宋以后固然，但不得据此以鄙薄隋唐以前之文学也。中国文学之敝，皆自唐宋以后始。”刘氏以写实与虚构泛论文史，以为既有写实之文学，亦有虚写之史书，史书而采写实之文学，不仅不为小过，甚至还有大功。如此见解，宏通高迈而又洞悉幽微。[26]只可惜，在以刘知几为代表的正统史家“诛心之论”阴影的笼罩之下，《晋书》的这种创新性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发扬光大，唐以后历代史书变得面目可憎也就在所难免了。（刘强）

注释：

[1]参见刘强《“世说学”论纲》，载《学术月刊》2003年11期。

[2]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

[3]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七“晋书”条。

[4]如《史通·暗惑篇》中，刘知几评《容止篇》所记曹操“捉刀”事说：“昔孟阳卧床，诈称齐后；纪信乘纛，矫号汉王。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权以取济，事非获已。如崔琰本无此急，何得以臣代君？况魏武经纶霸业，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坐，君处臣位，将何以使万国具瞻，百寮佥瞩也？又汉代之于匈奴，虽复赂以金帛，结以姻亲，犹恐（兀虫）毒不悛，狼心易扰。如辄杀其使者，不显罪名，何以怀四夷于外蕃，建五利于中国？”余嘉锡于此加按语说：“此事近于儿戏，颇类委巷之言，不可尽信。然刘子玄之持论，亦复过当。考《后汉书·南匈奴传》：自光武建武二十五年以后，南单于奉藩称臣，……。其君长且俯首受屠割，纵杀一使者，曾何足言？……子玄张大其词，慢持西京之已事，例之建安之朝，不亦傎乎？”语极有见。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606。

[5]按：臧荣绪所修《晋书》早已亡佚，今所见臧书是清人汤球的辑本（凡17卷，又补遗1卷，丛书集成本），而辑本中有不少采用《世说新语》的例子。刘知几要批评，也应该先从臧荣绪开刀。

[6]参见高淑清《晋书缘何采录世说新语》一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6期。

[7]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晋书·总论》。

[8]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七“晋书二”条。

[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见刘节《中国史学史稿》。

[11]廖吉郎《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台北中正书局1974年版。转引自朱大渭《晋书的评价与研究》，载《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2]参见高淑清《晋书取材世说新语之管见》一文，载《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1期。

[13]参见高淑清《晋书取材世说新语之管见》。另，张亚军的统计结果大致与高淑清相同，故不赘举。见《从捃拾世说新语谈晋书的文学色彩》，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1年7月。另有柳士镇也做过统计，计有400余条，占《世说》总条目的三分之一强。参见《〈世说新语〉〈晋书〉异文语言比较研究》，《中州学刊》1998年第6期。

[14]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二十一册说：“《晋书》无许询、支遁等传。名言佳事，刊落甚多。盖以鸠摩罗什、佛图澄皆有道术，故入之《艺术传》。遁既缁流，而以风尚著称，无类可归，遂从阙略。然不列询于《隐逸》，又何说乎？若收许询，便可附入道林。因及释道安、竺法深、慧远诸人，标举胜会，亦自可观，作史者所不当遗也。”

[1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页319。

[16]程炎震《世说新语笺证》，载《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七卷第二期（1942）、第三期（1943）。

[17]参见萧艾《世说探幽》，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页17。

[18]周一良《魏晋南北朝时札记·晋书札记》：“《晋书》外无臧否云云，即解释‘裁中’一词。”此说未必。从语意上分析，也可以理解为对“皮里阳秋”的解释。若“裁中”一词果为后人所注，则《晋书》作者未必得见。周氏还说：“然《世说新语》及《晋书》之解释皆近于望文生义。‘皮里’实即‘活人’之意。……皮里春秋原意不外活春秋也。”方一新则认为：“将‘皮里晋书’解释为‘活晋书’，意思并不错，但似不能由此得出‘皮里’就是‘活人’，‘皮里春秋’（阳秋）就等于‘活春秋’的结论。”见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黄山书社，1997，页201。

[19]凌濛初尚以为当以“面兵那”为句，殊不可解。见凌濛初《世说新语鼓吹》本按语。

[20]详见余氏《笺疏》，页394。

[21]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页427－428。

[22]据《新唐书·艺文志》“正史类”称：“《晋书》一百三十卷，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翼、令狐德棻、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李淳风、辛丘驭、刘引之、阳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敬播、李安期、李怀俨、赵弘智等修，而名为御撰。”

[23]参见清水凯夫《从晋书的编纂看兰亭序的真伪》，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3期。

[24]如前面提到过的《识鉴》第16条“褚裒默识孟嘉”的故事，《晋书·孟嘉传》的记载就与《世说》不同。对照此条刘注引《嘉别传》，可知《晋书》实祖述《嘉别传》，文字几乎全同。

[2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页428。

[26]参见罗常培整理的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汉魏六朝之写实文学》，载《中古文学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

（原载《上海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