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历史〗清皮锡瑞（１８５０-１９０８）撰。共十章，简要叙述经学的产生、流传、兴衰、分合、复盛的历史演变。以孔子删定六经，为经学的“开辟时代”，谓“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经名始于孔子，经学传于孔门，为经学的“流传时代”，谓“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以经学至西汉武帝时为“昌明时代”，谓汉武帝时经学为最纯正。以经学自汉元帝、成帝至后汉为经学“极盛时代”，谓从武帝始儒者可以经术得到功名；又置博士弟子，“经生即不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经师众多，名家辈出，通儒屡见。以汉亡始为经学“中衰时代”，谓一坏于三国之分支，再坏于五胡之乱华，“虽绪论略传，而宗风已坠矣”。以南北朝时代为经学“分立时代”，经学亦有“南学”、“北学”之分。“北学”渐折人于“南学”。至隋统一，经学亦为“统一时代”。经学自唐至宋初渐趋衰微，但仍笃守古义，不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尚存汉、唐注疏之遗，然宋初笃实之风，不久遂变，庆历以后大变，排《系辞》、毁《周礼》、讥《书》、疑《孟子》为经学“变古时代”，谓“宋人治经，务汉人之说”，“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黄礼，以合今之制度”。总体来说，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宋人学有根柢，故虽废弃古义，犹能自成一家。元人则株守宋人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明人又株守元人之书，于宋儒也少研究。永乐朝颁行《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抄袭割袭宋元之书，既不笃守古法，也无甚新意，而以之为科举取士范本，所以颐炎武感叹“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明孝宗弘治朝以后，“解经皆隐没古人，将为己说而已。其见于《四库存目》者，新奇谬戾，不可究洁。五经扫地，至此而极。”至清为经学“复盛时代”。皮氏谓清代经学有三变，清初承晚明经学极衰之后，推崇实学，以矫空疏，汉学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抵，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慎）、郑（玄）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又分吴、皖两派，各有师承授受，名家辈出。嘉庆、道光朝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翻）以求孟（喜）义，《书》宗伏生、欧阳（和伯）、夏侯（胜），《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二传。皮氏总结清代经学家有功于后世学者有三事：一日辑佚书、二日精校勘、三曰通小学。皮锡瑞为清末著名经今文学家，对历代经学的源流得失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见解。但其持论基本以汉学为正统，而不满意于宋学，故对清代宋学的发生、发展、变迁、异同、利弊等揭示的不够系统，所论也不免有偏颇处。对于史料的搜辑也不完备、史料的排比也缺少史的内在联系。现代学者周予同在《经学历史》注释本《序言》中对皮氏此书有概略的评述，对皮氏提出的“孔教救国”、“六经致用”、“纬侯足征”说提出质疑。但此书毕竟是一部比较系统的中国经学通史，对中国数千年经学的发展与得失进行了历史的总结，是了解、研究经学和经学历史的入门书。有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湖南思贤书局刊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周予同注释本（１９８２年商务印书馆《学生国学丛书》之一、１９２９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之一、１９５９年中华书局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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