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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4 11:22:52 人评论 次浏览

“我对中国文字真的很感兴趣。”年近古稀的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部主管何大伟 (David Helliwell)从七岁第一次见到报纸上的中文时就被深深吸引,之后便与中国文字、文化及古籍结下不解之缘,并将其作为自己一生的爱好与追求。进入大学时他毅然选择中文专业,后来就职于博德利图书馆,醉心于中文古籍的收集、目录制作等工作,四十余载乐此不疲。他带着记者参观时,几乎对每一本中文古籍在图书馆里的位置都很熟悉。虽然会在不久的将来退休,但何大伟将继续在图书馆里从事中文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虽然我不再有薪水,但是我会继续这项工作,因为乐在其中。”

在满是中文书籍的办公室里,何大伟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图书馆中文古籍的收藏与编目发展史,以及他整理中文古籍的心得体会。

中华文明是非常庞大的研究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读大学的时候,选择中文专业的人很少,对比当时的情况,英国的中文专业现状有何变化?

何大伟:我们在大学时代主要学习古汉语,研究中华文明,对中国古典文明抱有浓厚的兴趣。而现在的学生主要研究现代中国及现代汉语。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不如我们当时那么多。大部分学生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知之甚少,他们从事中国研究往往是为了学习语言,从而拓展商业利益。很多大学的中文专业的课程都不包含中国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事中文古籍研究四十余年以来,您面临的主要困难及得到的收获是什么?

何大伟:从事中文古籍研究,有时会令我感到孤独,因为它太与众不同、太深奥了。中文古籍乃至中华文明是非常庞大的研究对象,我时常感受到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一些古书我要花上几个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才能了解其内容。

早年阅读《史记·李斯列传》时,我能够理解并且进行分析。但当我读《史记》中其他篇章时,依旧会感觉难以读懂。中国的文言文很难,读懂唐诗不代表也能读懂清代小说,二者的语言习惯及内涵大有不同。不过,当我成功地辨认出一本古书,将其进行编目,并且把详尽的信息分享给其他读者时,会非常有成就感。

古籍收藏与研究不断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报》:博德利图书馆已开放400多年,请您谈谈其馆藏中文古籍的情况及发展历史。

何大伟:博德利图书馆开放于1602年,正值中国明朝万历年间。图书馆最早收集的中国书籍质量并不尽如人意。17世纪早期,荷兰派往中国的贸易远征队所带回来的书籍质量参差不齐,混杂许多残次品,例如廉价版的“四书”,印刷粗糙,甚至有很多谬误。由于欧洲人以前从未见过这些书,它们到了这里就变得非常珍贵,被小心地珍藏起来。

到了19世纪,前往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们受教育水平更高,对中国的文化也感兴趣,他们收集的中文古籍构成了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馆藏的基础。随着收集书籍的质量逐步提升,针对中文古籍的研究工作也于19世纪下半叶展开。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中文古籍在博德利图书馆里“沉睡”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随着馆藏中文古籍的增多,相关的编目工作是如何发展的?

何大伟:一直到19世纪末,才有人能够对我们馆藏的中文古籍进行编目,最早进行这项工作的是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做出了第一份印刷目录,理雅各(James Legge)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不过此时的目录仅仅是简要的图书清单。

20世纪30年代,我们才有了卡片目录,可以据此搜索图书。这项工作是由中国学者向达开始的,他在这里工作了大约一年,对图书馆的中文馆藏进行了整理编目。此后卡片目录的制作工作延续了下去,而我是最后一个从事这项工作的人。1992年1月,我们开始采用机读目录,而古籍的数字化工作则是几年前开始的。

目前我们收藏的中文古籍大约有6000种,年代最悠久的版本可追溯至明朝初期,而19世纪的古籍构成了中文馆藏的主要部分。我们主要根据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古书进行分类。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籍都可以被如此归类,所以我们会在一些地方作出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将《顺风相送》及《指南正法》称为博德利图书馆中文馆藏的“镇馆之宝”,请您详细谈一下这两本书的价值。

何大伟:这两本书都是向达在这里工作时发现的,它们是目前所知的最早提到钓鱼岛的文本。《顺风相送》内记载了很多从中国沿海出发的航海路线,很可能是成书于明朝晚期。从历史记录来看,这本书在17世纪时已经来到西方。《指南正法》可追溯至康熙年间,但是这本书显然是源自某一本更古老的书。

(中国社会科学报伦敦电)

来源: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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