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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12 14:12:01 人评论 次浏览

当我们提起“酒”这个字时,不免会联想起“醉酒闹事”、“酒驾”“醉酒致死”等让人不愉快的词语,但是从酒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的酒文化是历史悠久的。

因早有以酒代“久”、“有”、“寿”之内涵,白酒几乎是伴随了中国人一生的成长:家里小孩出生要喝满月酒,孩子长到周岁也要喝酒,孩子出去赶考的时候、大婚的时候……这一生的重要时刻都是少不了酒的。一生如此,一年亦是如此:春节到来的时候要喝屠苏酒,阳春、清明登高时也会喝酒,端午节要喝雄黄酒,中秋节要喝桂花酒,到了重阳节也要“把酒临风”。一年一生,中国人是离不开酒浆的。

一般来说,有了酒,才能有酒器,因此,人工酿酒的先决条件,应该先从陶器的制造开始,否则,便无从酿起。考古学证明,在近现代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品中,已有了专用的酒器。这说明在我们的祖先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和酒发生了关系,而且当时我国酿酒技术已经开始盛行。以后经过夏、商两代,饮酒的器具也越来越多。在仰韶文化遗址中,既有陶罐,也有陶杯。在出土的商殷文物中,青铜酒器占相当大的比重,说明当时饮酒的风气确实很盛。

从果酒到白酒:

《史记》记载,仪狄造“旨酒”以献大禹,这是以粮酿酒的发端。自夏之后,经商周,历秦汉,以至于唐宋,皆是以果粮蒸煮,加曲发酵,压榨而后酒出。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饮酒方式亦显多样多彩:先秦之饮尚阳刚、尚力量;魏晋之饮尚放纵、尚狂放;唐代之饮多发奋向上的恢宏气度;宋代之饮多省悟人生的淡淡伤感……但无论是吴姬压酒劝客尝,还是武松大碗饮景阳岗,喝的应该是果酒或米酒,含酒精量较少,香味绵长,不少人一回可喝几碗甚至几十碗,以显其潇洒与海量,留下颇多趣闻。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又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近时,惟恐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这段话的核心之点,是说酿酒的程序,由原来的蒸煮、曲酵、压榨,改而为蒸煮、曲酵、蒸馏。所谓突破,其本质就是酒精提纯。这一生产模式,已和现代基本相同了。但从金元明的戏曲、小说、笔记中考察,当时的蒸馏酒,尚未普及于社会。 清代乾隆年间,直隶宣化对酿酒户征收烧锅税,这才标志出白酒业的兴旺发达。

酒的“礼”与“情”:

中国酒文化举世闻名,不仅仅在于酒本身,更多的是因酒而生发出的种种在日常生活中的“礼”与“情”。

酒文化中的“礼”,往往表现在祭祀和宴饮中,这在先秦乃至秦汉时期最为突出。商周两代,青铜制作的饮酒器属于礼器,有爵、觚、觯、角等,容量不同,等差有序。使用时有严格的尊卑之分。在宗庙举行祭祀,因祭祀者的身份、地位不同,所持的饮酒器也不一样。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礼也。所谓“长者举未釂,少者不敢饮”,“公卒爵,然后饮”,亦礼也。在进食之礼中,荤素菜肴和酒浆要放在一定的位置。《管子·弟子职》称,弟子事师,饮时进食,陈膳毋悖,其中也有“左酒右浆”的规定。古人分食,一人一份,所以陈膳能够定下常规。现在在宴席上杯筷盘碟仍需摆置有序,客人动杯总在主人敬酒之后,而主人敬酒每每先干一杯,这些还能看出千年酒文化的遗风。在汉字里,有些字是特用于祭祀和宴饮时某种行为和动作的,既表示礼,又形成仪。如“寿”字,《史记·武安侯列传》记,武安侯娶燕王女为夫人,设宴,“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已魏其侯为寿”。寿,即上酒。这是说主人(武安侯)和宾客(魏其侯)先后为大家斟酒。又如“釂”字,《汉书·游侠郭解传》记,“解姐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釂,非其任,强灌之”。釂,尽爵也。是说强迫人家喝干杯中酒。如今,斟酒已不用“寿”,偶言“上”,犹有古意;釂改称“干”“干杯”了。

酒文化中的“情”,文人借杯流露得最为透彻,尤其是其中的闲情和苦意,闲情之时,握杯享受,自有一番乐趣。这中间不需渲染,逸致自然。陶渊明“过门辄相呼,有酒斟酌之”和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不缠琐事,不涉流俗,凸显了闲情。白居易的《问刘十九》更见闲趣,其诗句平淡,却透着一股深情。残杯,指装有剩酒的杯子。这剩酒或为盛宴弃余,或为独饮罢酌,用一“残”字,多有伤感之情,几乎成为命运多舛、坎坷人生的倾诉。

但是,需要提醒诸君注意,今人千万不要把李白的“斗酒诗百篇”看成浪漫的故事,更不要以此为借口没完没了地酗酒。小酌怡情,酗酒伤身,即使是再好的佳酿,也不可喝起来没个完,人生得意须尽欢,微醺才会意无穷啊。

来源: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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