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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9 11:04:14 人评论 次浏览

江式(?—523)南北朝北魏官吏,文字、训诂学家。字法安,陈留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人。强孙, 少承家业,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板题署,皆式所书。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本许氏说文,上篆下隶。官至骁骑将军兼著作佐郎。

《论书表》原文:

臣闻庖牺氏作,而八卦列其画;轩辕氏兴,而灵龟彰其彩。古史仓颉,览二象之文,观鸟兽之迹,别创文字,以代结绳,用书契以纪事。宣之王庭,则百工以叙;载之方册,则万品以明。迄于三代,厥体颇异。虽依类取制,未能悉殊仓氏矣。故《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谐声,三曰象形,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盖仓颉之遗法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之或同异,时人即谓之籀书。孔子修《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 其后七国殊轨,文字乖别,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于是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官狱繁多,以趋约易,始用隶书,古文繇此息矣。隶书者,始皇时衙吏下邽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隶,即谓之“隶书”。故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汉兴,有尉律学,复教以籀书,又习以八体,试之课最,以为尚书史。书或有字不正,辄举劾焉。又有草书,莫知谁始。考其形画,虽无厥谊,亦是一时之变通也。孝宣时,召通《仓颉篇》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邺、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说文字于未央,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及亡新居摄,自以运应制作。使大司空甄丰校文字之部,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云小篆也;四曰佐书,秦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所以书幡信也。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也。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壁中书又类,即前代之古文矣。 后汉郎中扶风曹喜号曰工篆,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后学皆其法也。又诏侍中贾逵修理旧文。殊艺异术,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于国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许慎古学之师也。后慎嗟时人之好奇,叹俗儒之穿凿。惋文毁于凡誉,痛字败于庸说。诡更任情,变乱于世。故撰《说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终亥,各有部居。苞括六艺群书之诂,评释百代诸子之训。天地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珍异,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可谓类聚群分,杂而不越,文质彬彬,最可得而论也。左中郎将陈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也。后开鸿都,书尽其能,莫不云集。于时诸方献篆,无出邕者。

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究诸《埤》、《广》,缀拾遗漏,增长事类,抑亦于文为益者也。然其《字诂》,方之许篇,古今体用,或得或失矣。陈留邯郸淳亦与揖同时,博开古艺,特善《仓》、《雅》,许氏字指,八体六书,精究闲理,有名于揖,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焕,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又有京兆韦诞、河东卫觊二家,并号能篆,当时楼观榜题、宝器之铭,悉是诞书。咸传之子孙,世称其妙。

晋世义阳王典词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慎《说文》。而按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忱弟静别仿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使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而文字与兄便是鲁、卫,音读楚、夏,时有不同。

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造。巧谈辩士,以意为疑。炫惑于时,难以厘改。传曰:以众非非行正言。信哉得之于斯情矣。乃曰: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兔为<需兔>,神虫为蚕,如斯甚众,皆不合孔氏古书、史籀大篆、许氏《说文》、《石经》三字也。凡所开卷,莫不惆怅,为之咨嗟。夫文字者,六艺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后,今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又曰:“述而不作。”《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皆言遵循旧文,而不敢穿凿也。

臣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从父应元俱受学于卫觊。古篆之法,《埤仓》、《雅》、《言》、《说文》之谊,当时并收善誉。而祖至太子洗马,出为冯翊郡,值洛阳之乱,避地河西,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世祖太廷中,皇风西被,牧犍内附,臣亡祖文威杖策归国,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古篆八体之法。时蒙褒录,叙列于儒林,官班文省,家号世业。暨臣闇短,识学庸薄,渐渍家风,有忝无显。但逢时来,恩出愿外,得承泽云津,侧霑濡润,驱驰文阁,参预史官,题篆宫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罢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资,奉遵祖考之训,窃慕古人之轨,企践儒门之辙,辄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爰采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以类编联,文无重复,统为一部。其古籀奇字、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诂训假借之谊,各随文而解;音读楚、夏之声,并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则阙如也。脱蒙遂许,冀省百氏之观,而周文字之域,典书秘书。所须之书,乞垂敕给付。并学士五人尝习文字者,助臣披览。书生五人,专令招写。付中书、黄门、国子祭酒一月一监,评议疑隐,庶无讹谬。所撰名目,伏听明旨。

诏曰:“可如所请,并就太常,兼教八分书史也。其有所须,依请给之,名目待书成重闻。”式于是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凡四十篇,大体依许氏为本,上篆下隶。

《论书表》译文:我听说庖羲氏起而将八卦排列在图画中,轩辕氏兴而用龟策记其文。古代史官仓颉观看八卦的符号,观察鸟兽的形状,另外创造了文字,用以代替结绳记事,用文字来记载事情。朝廷加以推行,百官就用来陈述事物;典籍中加以记载,各种整理就清楚明白。到了夏商周三代,字体就颇有不同,即使依照种类加以规范,也不能全都同仓颉创立的文字相异。所以,《周礼》规定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由执掌教育的官员教给他们六书:一是指事,二是象形,三是谐声,四是会意,五是转注,六是假借。都是仓颉传下的方法。到了周宣王太史史籀撰写大篆十五篇,与古代文字有的相同有的相异,当时人们称之为‘籀书’。到了孔子整理修定《六经》,左丘明阐述《春秋》,都是用古文字,其中的意思人们都可以领会并陈说。

后来战国时七国的法度各不相同,文字也极不相同,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丞相李斯就奏请秦皇废除不符合秦国的文字。李斯撰写了《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写了《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写了《博学篇》,都采用史籀的大篆,有的稍加简省和改变,这就是小篆。于是秦皇焚烧经书,废除旧典,认为篆体过于繁杂,因而趋向于文字简约,就开始采用隶书。古文字到此时便停止使用了。隶书,是秦始皇令下杜人程邈按照小篆所创造的,因为程邈是一个被罚劳役的奴隶,所以称作隶书。所以秦代有八体: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

汉朝时,兴尉律学,又以籀书教人,也习八体,经过考试合格的人,任为尚书史。官吏和百姓上书,检查他的文字,如果书写不合格,就要受到检举。又有草书,不知是谁人创始,考察它的书写形状,虽然没有多大的道理,但也是一时的变通。汉宣帝时,召集精通《仓颉篇》的人,独有张敞能任。凉州刺史杜邺、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解说。汉平帝时,召集爰礼等一百多人在未央宫讲说文字,任爰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集这些资料编写成字书《训纂篇》。到了王莽改国号为新,窃居皇帝之位,自认为顺应天命而制定制度,命大司空甄丰负责校订文字工作,对古文字很作了些改定。当时有六体书:一是古文,是孔子壁中书上的字体;二是奇字,即古文字的异体字;三是篆书,就是小篆;四是佐书,就是秦代的隶书;五是摹印,用于刻制印玺的;六是鸟虫,用来书写传达命令的幡信的。所谓壁中书,就是汉武帝时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而得到的古文《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有北平侯张仓所献的古籍《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子的相似,也就是前代的古文。

后汉郎中扶风人曹喜号称擅长篆书,其书法与李斯略有不同,但甚为精巧,从此后学都仿效他的书法。皇帝又令侍中贾逵研究整理古文字。方法技艺各不相同,传授某一个方面,如果有能够对国家有用的,全部都收集起来。贾逵就是汝南人许慎的古文字学宗师。后来许慎嗟叹世人的喜好新奇,感叹儒士们的穿凿附会,惋惜文章的遭到败坏,痛惜文字的受到非议,任意作奇异的解释,以至造成很大的混乱,因此而撰写了《说文解字》十五篇,起一终亥,所收文字都按一定部属分列,内容包括六艺群书的词义训释,以及评释诸子百家的文字解释,天地、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珍异、王制礼仪、世间人事,没有一样不详细记载的,可以说是分门别类,博杂而又不散乱,文采与内容配合适当,最适合人们细读研究。左中郎将陈留人蔡邕兼采李斯、曹喜的书法成为古今杂体,皇帝诏令在太学门外立石碑,刊载《五经》,用楷书的方法书写,大多是蔡邕手写的。后来设鸿都署,具有书画特殊才能的人无不云集于此,当时各地进献篆书的没有人能超过蔡邕。

三国魏初博士清河人张揖著有《埤仓》、《广雅》、《古今字诂》等书,研寻《埤雅》、《广雅》,缀遗拾漏,增加事类,或许对于文字学也有所裨益。然而他的《字诂》同许慎的《说文解字》相比,则古今书法的法式和功用,有得也有失。陈留人邯郸淳也是张揖同时代人,博学有才,尤其擅长《埤仓》、《广雅》,许慎所训释的文字含意,八体六书都精心研究,熟习其规律,比张揖更为有名,在宫中教授诸皇子的书法。又在汉碑之西树立《三字石经》,其文字华丽鲜明,古文、篆、隶三种字体又得以发扬光大。用《说文解字》来加以校对,篆书、隶书大体相同,而古字则略有差异。又有京兆人韦诞、河东人卫觊二家,并称擅长篆书。当时的台观上的榜题、宝器上的铭文,全都是韦诞所写,流传于子孙,世人称其精妙。

晋代义阳王典祠令任城人吕忱向皇帝呈上《字林》六卷,寻味其情状,是附托许慎的《说文》,考察古代经籍中的章节句读,订正辨析古籍中的奇惑之字,文字得正隶之妙而又不离篆书之意。吕忱之弟吕静另外仿效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中的方法,撰《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而文字同其兄吕忱相去甚远,读音也时有不同。

皇魏承接百王之后,延续五运之绪,时代更替,文字改变,篆体多有谬错,隶体逐渐失真。学习者粗俗鄙陋,再加上故弄玄虚,喜好言谈论辩的人,又往往按照他的意思来解说,炫惑于一时,实在难以纠正。所以有传言说,以众非,非行正。这个说法实在是符合这种情况。有人说追来就是归,巧言就是辩,小兔就是需免,神虫就是蚕,像这样的情况非常多,都不符合孔子的古文、史籀的大篆、许慎的《说文》、《石经》三字之体。凡是涉及到古代的文字,莫不令人感到惆怅。唉!文字是六艺之宗,王教之始,前人凭借它而流传至今,今人凭借它而知道古昔,所以说‘本立而道生’。孔子说过:‘必也正名乎。’又说:‘述而不作。’《尚书》上说:‘予欲观古人之象。’都是说的遵循和研究古代历史而不敢穿凿附会的意思。

我的六世祖江琼也居陈留,仕晋之初,与他的堂兄江应元一同受学于卫觊,古篆之法,《仓》、《雅》、《方言》、《说文》的字式,当时都兼收并蓄。六世祖官至太子洗马,任冯翊郡太守,适逢洛阳之乱,退避到黄河之西居住,几代人传授学习,这个专业才不至于失传。世祖太延年间,我朝皇威遍及西部地区,沮渠牧犍归附朝廷,我的祖父江文威扶杖回国,向朝廷奉献五代人传下来的文字,古篆八体的书法,当时承蒙皇帝的嘉奖征用,得以进职于士大夫之列,在文职官府任职,家中也被称为世业。传到我这一代,我昏昧无知,学识浅薄,虽受到家风的浸染,但有愧于没有显著成绩,然而我逢到了好的时世,皇上加于我的恩遇出于我意料之外,常常蒙受恩泽,承受恩惠,进出文阁,参预史官,题篆宫禁,被视为极有才能的人。我既然对朝廷谒诚尽力,欲罢不能,所以敢于凭借家传六代的声名,尊奉祖辈的遗训,私下仰慕古人所走的路线,希望踏上儒家的道路,请求撰集古来的文字,以许慎的《说文》为主,摘取孔子《尚书》、《五经》的音注,以及《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义者,都按照类别依次编联,文字不重复,集合为一部。其中古籀、奇惑、俗隶各体,都把它排列在篆体之下,各有区别。解释假借的意义,都随文意而解;读音有不同的,也都逐字注音。其中有无法知道的就付之阙如。倘若蒙皇上恩准,希望能让我纵览诸子百家的著述,涉猎所有文字的领域,掌管宫廷中的藏书。所需要的书籍,请求陛下下令如数供给;并派给曾经研习文字的学士五人,帮助我披览众书;派给书生五人,让他们专门从事抄写。侍中、黄门、国子祭酒等有关部门一个月进行一次监察,评议深奥疑难的问题,以期不至于产生纰漏谬误。至于所撰之书的名目,谨听圣上明旨。”

皇帝于是下达诏令说:“可以按照所奏请的事项去办,并令其就任太常之职,望其兼教八书史。其所有需求,依照请奏予以满足。书名等到书成之后再定。”

江式于是撰集字书,书名叫《古今文字》,共四十卷,大体依照许慎《说文》为本,上篆下隶。


来源:快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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