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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3 10:26:13 人评论 次浏览

《红楼梦》即《石头记》。有许多版本,基本上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八十回传抄本系统,因为有脂砚斋等人的评批,故称脂本系统;一个是一百二十回本系统,母本是由程伟元在1791年和1792年两次镌版的印本,故称程本系统。
“脂本”传抄始于曹雪芹著《红楼梦》即《石头记》的当时,所以,它在红学研究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上世纪在南京发现一种“脂本”——靖应鹍藏本《石头记》,可惜只是昙花一现。
昙花一现的“靖本”
所谓“靖应鹍藏本石头记”,因原藏者为南京浦口人靖应鹍而得名,使世人得知此本之存在,则出自靖之友人毛国瑶。
毛自称,1959年他从靖氏借阅此书,靖氏上世为旗籍宦家,因遭罪谴而寓居扬州,后迁南京。毛发现此本上有朱批,很多不为现存诸本所有,或虽有而文字有重大差异。这些歧异足以左右当今红楼梦研究诸说中的一些争议要点的论断,有助于疑难问题的解决。
毛遂以自藏之《戚序本》(即早年有正书局石印的精抄本)加以对勘,将“靖本”特有批语150条过录下来,而后把书交还本主靖氏。
1964年以来,毛国瑶开始向俞平伯,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等红学家提供了有关“靖本”的情况和资料,特别是150条“靖本”所独有的朱批过录本,为此,周汝昌曾撰文加以介绍,发表于1965年7月25日中国香港《大公报》副刊,后又有一文见于《文物》杂志。
从此,国内外普遍知有“靖本”其书其名,海外的红学界人士尤为重视。
但当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等渴望看到“靖本”时,毛向靖氏重借,而靖已遍寻不复可得,人们也就不把它当一回事了。
“靖本”佚失之谜
18年后,1982年的江苏省红学会议上,“靖本”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不止一人就此作了发言,他们的发言,登载在江苏省红学会选编的论文集中。
版本研究者魏绍昌对此作了长篇“故事”报道。该文除在《新观察》发表外,还在香港《大公报》连载,这—旧话重提,也引起了我的关注,因此我将其摘发在由我责编的《南京日报》1982年10月25日“文摘”版上,目的是为了引起南京读者的关注,共同为寻找“失落”的“靖本”而努力。
魏绍昌的“故事”被摘登出来后,翌日,南京浦镇南门中学教师陈慕劬打电话给我,声称他知道“靖本”的下落。
为此,我去浦镇对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同时又访问了本主靖应鹍和发现者毛国瑶,以及靖之子靖宽荣、儿媳王惠萍。因为此事涉及北京的一位著名红学家,我是鞭长莫及,因此,我就将访到的情况向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作了通报,引起了周汝昌的重视。
后来,周汝昌先生撰文《靖本石头记佚失之谜》,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1月号。接着靖宽荣、王惠萍在《明报月刊》1986年6月号上发表了《答周汝昌》;韦柰(俞平伯先生之外孙)在《明报月刊》1987年1月号上发表了《致周汝昌——替俞平伯申冤》;《明报月刊》1987年6月则发表了我以“尹延宗”笔名撰写的《无以为“剑”,无以为“饭”——澄清我调查下落的几个问题》;以及陈慕洲、陈慕劬在《明报月刊》1988年7月号上发表的《千里捎书到京华——为靖应鹍捎给俞平伯的始末》。对“靖本石头记”佚失之谜进行了一次“大讨论”。
“靖本”真伪之争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此后关于“靖本石头记”佚失之谜之争,逐渐转变为“靖本石头记”真伪之争了。主要论者有“三生”——俞润生、石昕生、李同生,“—潮”——任俊潮;以及“靖本”的发现者毛国瑶。
1992年,俞润生在《红楼》杂志该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对靖本及其批语的若干疑问》,提出了十大疑问,文章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指出“靖本”及其批语可能是赝品。但他在附记中的一段话是耐人寻味的:“有机会读到高阳先生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一书中,如果剔除文中的一些过激语言,他认为‘靖本’是假古董,我认为这不失为版本一家言。”
《红楼》1992年第3期上还刊登了任俊潮的《“脂靖本”质疑》,明确指出不可见的《脂靖本》实属子虚乌有,其中的可见材料可能是毛国瑶参照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而伪造的。
尔后,石昕生和李同生参加了“揭伪”,而毛国瑶则著文予以反驳。他们的文章均发表在《红楼》杂志上。从而构成了“靖本”真伪之争的大论战——石昕生、李同生谓之假,毛国瑶谓之真,并说石、李是对他制造“冤假错案”。双方大有“对簿公堂”之势。由此而知,有关“靖本”《石头记》真伪之谜一时还难以解开。
2005年10月,上海裴世安、柏秀英、沈柏松编集了一本《靖本资料》,该书共收涉“靖”文章74件,计7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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