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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9 9:20:18 人评论 次浏览

要说这俞大维,和陈寅恪的关系那是非同一般。他生于1897年,浙江绍兴人。他192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进德国柏林大学深造。虽为哲学博士,却精通军事,还是弹道学专家,也因此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少将参事、军政部次长、交通部部长等。1949年到台湾后曾任台湾“国防部”部长。1993年7月8日在台北去世,享年97岁。俞大维的母亲曾广珊为曾国藩孙女,其大伯俞明震为晚清著名诗人、教育家,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即校长),鲁迅赴日留学就是他带着去的,同船者就有陈寅恪和他大哥陈衡恪,所以鲁迅和陈衡恪是留日同学,后来又都在教育部任职,关系极为密切,鲁迅日记中就有很多两人交往的记录。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是傅斯年的妻子,其姑丈就是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所以陈寅恪是其表哥,另一表哥那就是陈衡恪。陈衡恪是民国时著名画家,彼时连齐白石都不如他名气大,而齐白石也正是在陈衡恪大力推荐后才逐渐为世人所知。而俞大维表姐曾宪植的丈夫是叶剑英,俞大维还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其子俞扬和娶蒋经国之女蒋孝章为妻。如今我们常说某人是名人之后或者什么世家子弟,其实这话不是随便说也并非随便什么人都能当得起的。

总之,在当时留学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陈寅恪是得到近乎最高评价的人,加上此前他留学哈佛时被称为“哈佛三杰”,说陈寅恪是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绝对没有问题。而那时国内学者到欧美访问者日益增多,他们即可能将听到的这些信息带回国内,无形中提高了陈寅恪的知名度。此处不妨列举两个例证。一个是后来被鲁迅视为死敌的陈源(陈西滢),他在《西滢闲话》中描述对陈寅恪的印象:“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在我柏林寓中,第一次听到陈寅恪先生的妙论。我不记得他怎样说的了。他好像是说平常人把欧亚作东西民族性的分界,是一种很大的错误。欧洲人的注重精神方面,与印度的比较相近些,只有中国人是顶注重物质、最讲究实际的民族。这在我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奇论,可是近几年的观察,都证实他的议论,不得不叫人惊叹他的见解的透彻了。”陈源不是一个轻易相信别人的学者,而且当时他正在德国攻读博士,对中西文化应有很多了解,却对陈寅恪的议论如此佩服。

还有一位是李思纯,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比陈寅恪年龄小三岁,也曾在欧洲留学多年。他1922年在柏林时曾与陈寅恪交往,对后者有很深印象:“昨与陈寅恪君谈,陈君亦云‘机械物质之学,顷刻可几者也。哲学、文学、音乐、美术,则精神之学,育于环境,本于遗传,斯即吾国之所谓礼乐是也。礼乐百年而后兴。’纯窃味乎其言,非欲阻国人以勿治西洋文学。但欲求吾国‘出版新诗一册’之文学家,宜审世事之艰难耳”。

此外,在当时陈寅恪留学期间,那些欧美的大学教授和学者,对陈寅恪是否如前面提到的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传说中那样,有过很高的评价呢?应该说,至今没有找到明确资料证明有欧洲的大学者对留学欧洲期间的陈寅恪有高度评价。不过在留学哈佛期间,据《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作者陈怀宇的考证,著名梵文学者兰曼教授对陈寅恪十分欣赏,但陈寅恪只是一个不拿学位的留学生,也就不会真正得到哈佛校方的高度关注。倒是著名的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对陈寅恪有很好的评价,只是这评价不是针对陈寅恪一个人,出处则见于1921年正月十七日至二月一日的吴宓日记:“巴师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东西各国之儒者,Humanists应联为一气,协力行事,则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故渠于中国学生在此者,如张、汤、楼、陈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而赵元任、杨步伟夫妇所写之《忆寅恪》中也有一段提及哈佛大学对陈寅恪有所了解的文字:一九二四年,元任收到了张彭春信,要他回清华办研究院。那时元任在哈佛教书。……主任说:“你一定要回国,必须找到相当资格的人来代替。”主任并暗示“找陈寅恪如何?”元任就写信到德国,因其时他在柏林。他回信好玩得很,他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这是陈寅恪少有的显示其幽默的文字。

看来,仅凭陈寅恪在留学生中的口碑和个别外籍学者的评价,似乎还不足以说明他为何能被清华聘为导师。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陈寅恪被聘请并非清华的首选,他只是作为候补才被考虑。清华最初想聘请的是“旧学”代表人物章太炎,但章氏一来自视清高,二来对到高校任教一直持怀疑态度,当然拒绝。然后清华想聘请“新学”的代表人物胡适,但胡适很谦虚,说自己不够格,转而推荐梁启超和王国维。至于赵元任,按照现有说法和张彭春的推荐有关,这在前面赵元任的回忆文章中也有提及。这张彭春是1910年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同胡适、赵元任等71人一起赴美深造,所以他推荐赵元任完全可能,而且这其中可能也有胡适的作用。有意思的是,他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后为适应国内教学要求,再次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其导师就是著名教育家杜威,这其中是否有胡适的影响在内,因未有直接证据不好断定。

另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在1924年,身份还是留学生的陈寅恪,却已引起日后成为大史学家的顾颉刚的注意。彼时的顾颉刚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助教,在一次讲演中提到当时“国学的趋势”,就把陈寅恪归为东方言语学及史学一派:“法人伯希和,英人斯坦因,中国罗福成、张星烺、陈寅恪、陈垣等都是这一派的代表。”陈垣比陈寅恪大十岁,当时因“古教四考”等论著早已名满天下,却被顾颉刚置于陈寅恪之后,无论这是否有意,却反映出顾颉刚对陈寅恪的重视以及陈寅恪的学术观点已被国内史学界关注这一事实。

综上所述,陈寅恪以一留学生却未有任何学位之身份,能够被清华国学院聘为教授。成为“四大导师”之一,既与当时清华校方的开明大度和吴宓等人的极力推荐有关,也和当时国内学术界对陈寅恪之学术水平已有比较一致的认可有关,而这些认可基本都是各方面对陈寅恪的印象和口头评价。不过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陈寅恪的家世为其增分甚多。且不说祖父陈宝箴当年与康粱等人的变法经历及在湖南的改革功绩,仅仅父亲陈三立的民国大诗人身份和大哥陈衡恪的大画家身份,就能让外人对陈寅恪格外尊重。而来自与陈三立多有交往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和民国遗老如陈宝琛、沈曾植、夏曾佑、郑孝胥对陈寅恪的评价,自然也对陈寅恪“学问很好”这一点大有好处。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外国人士和旧学权威的评价,比来自治“新学”者的评价可能更为世人认同,特别是在“学问”这方面。例如早在1902年陈寅恪随其大哥陈衡恪第一次赴日留学时,在上海见到李提摩太,用陈寅恪的话说就是:“忆壬寅(1902)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这李提摩太是英国传教士,与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李鸿章等都来往密切,是那时来华传教士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的对陈寅恪即便只是出于客气的赞许之词,也会引起国人的关注。

来源:刘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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